欧战与国人的文化自觉

内容提要自鸦片战争以后，发生在西方列强武力侵略背景下的“西学东渐”使国人对中国文化前途的认识出现日趋严重的失衡，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却在中国知识界掀起轩然大波并构成为国人文化自觉的重要起点。

欧战后国人的文化自觉最突出地表现在两个层次：一是摆脱“欧洲文化中心”论，确立了复兴中国文化的自信心；二是自觉地将复兴中国文化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统一。

欧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世界大战，它惨绝人寰，创深痛巨。欧战构成了近代世界发展的转折点，同时也令中国人反躬自省，构成了近代国人文化自觉的重要起点。

其时，国人从一开始便十分关注这场战争。“欧战骤起，四海腾沸，于是庙堂之士，之夫，每相见必以欧战为一谈资”（《饮冰室文集》之三十三，第12页）。欧战爆发仅十日，梁启超就已着手撰写《欧洲战役史论》。他强调欧战关乎中国的命运，当予积极的研究，以培养“国民自觉心”，而不容作隔岸观火之思。杜亚泉也在《东方杂志》连续发表了《大战争与中国》、《大战争之所感》等文，表达了同样的见解。为了实地考察战后的欧洲，1918年底，梁启超一行就开始了历时一年多的欧洲之旅。战后的欧洲满目疮夷，思想散乱，一派悲观失望的肃杀景象。这令梁启超等人感慨万千。梁启超将游欧途中的随感录寄回国内报刊发表，这就是有名的《欧游心影录》，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欧不久，梁即在与人书中写道：“弟试思之，其感受刺激，宜何如者。吾自觉之意境，日在酝酿发酵中，吾之灵府必将起一绝大之革命，惟革命产儿为何物，今尚在不可知之数耳”（《梁启超年谱长编》第881页）。这里，所谓心中正酝酿着的革命，实指某种观念的突破。迨游欧结束，梁自以为革命产儿已是了然。故他在归国后的初次演讲中满怀喜悦地说：此次游欧的最大收获，“即将悲观之观念完全扫清是已。因此精神得以振作，换言之，即将暮气一扫而空”；“总之，吾人当将固有国民性发挥光大之，即当以消极变为积极是已”（李华兴等人编：《梁启超选集》第387、400页）。在梁启超看来，重新审视中西文化，恢复对中国固有文化的自信心，是文化观念与精神状态上实现根本性转变的一次“革命”，也是应有的“中国人之自觉”。

梁启超的见解具有代表性。他所体认的这种国人文化自觉主要表现为：

其一，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日渐消解。长期以来，国人多奉西方文化若神明，如今神仙也遭劫，这自然引发了普遍的反省。杜亚泉说：“此次大战，使西洋文明露显著之破绽。此非吾人偏见之言”（《战后东西文明之调和》，《东方杂志》第14卷第4号）。战后访问过中国的罗素曾提到，访华期间有不少人对他说，欧战前自己对于西方文明不甚怀疑，但及欧战起，却不能不相信它必有自己的缺陷。严既澄坦言：自己“从前也曾经过热望做欧美人的时期，近两三年来，这种热望已经销化无痕无迹了”（《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民铎》第3卷第3号）。上述说明，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日渐消解，自是国人文化自觉的重要表征。

其二，复兴中国文化时代课题的揭出。随着战后国人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心理日渐消解，“西方文化中心”论在越来越多的人心中根本动摇。此期出现了许多论著批判在当时影响甚大的“中国文化西来”说，强调五千年一脉相承的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独立创造的，自成体系与独具特色，因而她与西方文化构成了东西平行的两大区域文化，并无优劣之分。由此，人们进而揭出了独立发展民族新文化与复兴中国文化的时代课题。梁启超所谓变悲观为乐观，变消极为积极，说到底就是对民族固有文化更加有了信心，并孜孜以复兴中国文化为己任。所以有人说，梁启超在法国埋头写《欧游心影录》，“其目的在为中国谋出路，尤其是为中国文化谋出路”（《师友记》第138页）。梁漱溟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则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复兴的口号。他同样强调自己所以探讨文化问题，是为了替中华民族“打出一条活路来”。张君劢说得更浅显：“吾国今后新文化方针，当由我自决，由我民族精神上自行提出要求。若谓西洋人如何，我便如何，此乃傀儡登场，此为沐猴而冠，既无所谓文，更无所谓化”（《欧洲文化之危机及中国新文化之趋向》，《东方杂志》第19卷第3号）。要发展民族新文化和复兴中国文化，不能不继承与弘扬中国文化的精神，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又不能不去了解中国文化源远流长的发展史。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欧战后有关中国文化史的著作何以如雨后春笋般纷纷出现了。

其三，要求重新审视中西文化关系。梁启超诸人都是具备世界眼光的学者，他们的上述思考虽尚存误区，但总体取向无疑是积极的。他们重新审视中西文化所提出的主张，集中反映了这一点。例如，梁启超主张：（一）“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二）借助西方的研究方法，“得他的真相”；（三）“把自己的文化综合起来，还拿别人的补助他”，使二者起化合作用，成一新文化系统；（四）把这新文化系统往外扩充，使世界受益（《梁启超选集》第733页）。在这里，他既反对全盘西化，也不赞成保守旧文化，而主张积极吸纳外来文化，发展民族新文化，这原则无疑是正确的。

梁启超等人的文化自觉，归结到一点，就是要求独立发展中国民族的新文化，它反映了其时中国文化民族主义的高涨，同时也是与战后中国民族觉醒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相适应的。但其弱点有二：一是未能感悟俄国十月革命所表现的人类历史文化的新变动，因之无由正确说明西方社会文化的变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二是未能将发展中华民族新文化与谋求近代社会的变革相结合，孤立地谈论文化问题，因之也无由找到实现中国文化复兴的正确道路。梁启超主张以孔、老、墨三大圣的学说去解救西方的危机；梁漱溟则主张走孔家的路，都说明了他们文化自觉的局限及其所面临的误区。

欧战后，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中国文化问题的探讨开辟了新生面：其一，强调俄国革命已经显露了人类文明新纪元的曙光。李大钊指出，十月革命是惊秋桐叶，显示法兰西文明已成明日黄花，国人当自觉地去迎接人类文明新纪元的到来。“这个新纪元带来新生活、新文明、新世界”。其二，主张在争取民族民主的革命斗争中，实现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创造。瞿秋白等人指出，中国旧文化已不适合于时代的发展需要，而帝国主义的压迫同时也使中国文化失去了独立的地位。同时，人们所津津乐道的西方资本主义文化已是百病丛生，西方真正新兴的健康的文化是新兴的无产阶级的文化。我们所当欢迎的西方文化是后者，而不是前者。即使中国愿意处处仿效西方文明，实际上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帝国主义并不允许。所以，传统的“封建思想不破”，就无法抗拒“帝国主义侵略”；而帝国主义不倒，“东方民族之文化的发展永无伸张之日”。这决定了中国文化的出路，只能是与“民族解放运动”和“普遍的民主运动”同时并行（《东方文化与世界革命》，《五四前后东西文化问题论战文选》第56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要言之，他们认为中国文化的出路，既不在于崇古倒退，也不在于皈依西化，而在于通过一场民族民主革命的洗礼，在质变的基础上为自身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前程。

耐人寻味的是，在中国革命即将得取最终胜利之时，毛泽东也谈到了欧战后国人的觉醒问题，而且与梁启超强调其主要表征是精神上由悲观变为乐观，由消极变为积极的提法相类。他说：“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516页，1991年版）。但二者根本差异在于，毛泽东强调，归根结底，促进国人自觉的原因，在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宇宙观，并借以重新观察包括中国文化复兴在内的国家的命运。而梁启超诸人于此却无所发明。毛泽东的论断是精辟的，同时也是合乎历史实际的。